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所以中国共产党是德性党，能够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它们在适用法律的前提下，展望着未来的法院裁判，不断改变法律，不断得出新的观察可能性，从而改变着法律的诱因[1]169。传统理论往往强调法律的社会功能，关注法律的社会控制或社会整合维度③。
而时间延展性在社会沟通中，就会以期望的形式出现[1]152。四、规范性期望的法律系统内实现 (一) 规范性期望的规范性期望 那么，是谁去制造并维持反事实性的期望，并使之具有效力？这就将问题从法律功能的定义，引向了功能在法律系统内的具体实现，这也涉及法律系统和全社会系统的相互内建问题[1]167。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曼认为，法律规范乃是一个由在象征上被一般化的诸多期望组成的架构[1]156。显然，在卢曼看来，法律是否被信仰，并不从根本上影响法律系统的运作。而规范性期望的其他双重模式化，则会被逐渐遗忘，或最多只是作为模糊的法意识或活法而存在[1]172。
在法律演化过程中，规范化的任意性往往会被隐藏起来，规范性期望与常态性期望被混合在一起，这使法律演化显得没有开始，从而可以衔接到已经现存的传统之中[1]163。一旦经济进入货币阶段，就会出现经济系统的分化[1]164。季卫东：《中国式法律议论与相互承认的原理》，载《法学家》2018年第6期1-15页。
如果要把OP曲线与立法指针联系在一起，就必须深入分析税收和财政制度对分配的影响，这是另一个富于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参考文献： [1]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 12-13, 18-19. [2] John Rawls, Political Liber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7-54. [3] W. M. Sibley, The Rational versus the Reasonable, Philosophical Review, vol. 62, no. 4 (October 1953), pp. 554-560. 参见John Rawls,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Erin Kelly ed.,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7. [4]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op.cit., p. 196. [5] Ibid., p. 7. [6] 见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op.cit., p. 19. 值得注意的是，那种纯粹为了自身利益而遵守在原初状态所达成的公平条款的行为，不宜被解释为合理的。或者说，公民具有理性的和合理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德沃金借助运气与选择这个关键性的概念区分，把责任观念和问责机制嵌入运气和风险分配之中，进而把选择自由、责任自负的自由主义原则也嵌入平等的正义理论之中，与罗尔斯的正义新论有其曲同工之妙。
在论证过程中，罗尔斯的叙述好像有些重复和循环。作者指出，差别原则是理解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关键，而互惠性观念则是差别原则的正当化根据。
在论证差别原则比其他分配原则的优越性时，并不诉诸最大最小规则。6、理性选择理论的重新定位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罗尔斯从合理的与理性的两个角度来论证正义原则，因此理性选择理论不再是唯一基石。第二个批评的意见与前一个批评的OP曲线刚好相反，认为OP曲线到达最高点后下落的速度将会非常缓慢，形如图中O—D2—P2的曲线。这反映了关于社会作为公民之间合作框架的理念，即没有合作，就没有任何东西被生产出来。
参见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op.cit., p. 43, 97。对MAG而言，这一提议显然是理性的（rational），因为在考虑失败的风险之后，MAG的预期收益为(1-0.1) * 7 = 6.3，比纳什点的收益6更高。[24]德沃金认为，在政治理论中，这一比自由更加抽象的一般性概念，便是平等。[71]相反的，罗尔斯论证个人为什么要遵守原初状态达成的协议时，涉及到了公民的正义感，这正与两种道德能力中与合理的（reasonable）部分相对应。
[47]这似乎是在暗示，任何的合作条款如果被更不利群体视为不公平的，那么他们就有理由可以选择不合作，这使得情况回到了没有合作的僵局（例如，OP曲线中代表完全平等但效率很低的O点）。在该处，OP曲线变成几乎垂直，这意味着社会分配以牺牲更不利群体的基本善为代价，极度偏向更有利群体。
但是，罗尔斯强调，差别原则与在不确定情况下进行决策的最大最小规则（the maximin rule）是非常不同的，并在后者使用了规则（rule）一词，以与差别原则中的原则（principle）相区分。相反地，从较高的平等—正义线向较低方向的移动，则表示更不利群体的基本善被减损。
比如说，从B点向右下方往F点方向移动，则每1个单位的MAG的增量伴随着大于1单位的LAG减损，基本善总和小于边沁点。后者可以说从休谟和斯密等古典功利主义者一直传承至像森和豪尔绍尼。差别原则在政治和法律领域应用的最显著的实例可以举出税收制度或者税法的设计方案，是采取平均税制还是累进税制、遗产税的轻重程度如何把握等等，都会对贫富差距产生影响。因为，对于在合理的人（reasonable person），即便在环境迫使他们不得不以牺牲自身利益为代价时，也会承诺履行那些关于公平合作条款的原则。[62] 在《正义论》中，互惠性概念只是作为差别原则的一个优点被提及，并未被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罗尔斯坦言，对最大最小原则存在一个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该原则是基于对不确定性的极端厌恶的假设，尽管正义论在描述方面的缺陷是形成这一误解的根源之一。
罗尔斯理解这种论点并力求驳倒它。参阅A Theory of Justice, op.cit., p. 12. 到了《正义新论》阶段，罗尔斯的表述更为清晰——作为政治意义上的人，公民的道德能力可以由善（good）和正（justice）两方面构成。
不言而喻，正义原则的适用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分配社会合作的利益以及明确权利义务的主要制度。一个是罗尔斯所说的承诺的强度（strains of commitment），其内容要点在于原初状态下的缔约当事人不仅进行选择，而且也在明确一种承诺，对此他们必须保持一定的信心。
[53]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op.cit., p. 66. [54]《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前引）69-73页。图中两条曲线的交点即纳什解，此时博弈双方的基本善乘积（v1*v2）最大。
互惠性最鲜明地表现在差别原则中，但是在这里并没有做出很清晰的区分。但是对罗尔斯而言，差别原则与其说是立法指针，毋宁说是说服的逻辑和修辞。[60]但是，这并不构成更有利者就应当让利的理由，因为正如诺齐克试图论证的，同样的逻辑也同样可以用于让更不利群体向更有利群体让利。不过，从长远来看，权利优先于善，仍是是一个公正系统内在的长期均衡（long-run equilibrium）。
Justice as Fairness: A Restatement, op.cit., p. 7. 关于正的界说与善的界说的区别以及在法学研究方面的意义，参阅季卫东：《互惠的正义——法理学的视角转换及其实践意义》，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3期1-5页。第二，保证水平——最坏结果在采取最佳选项时结果——是无法满足的，也就是说如果保证水平已经得到满足，也没有必要采取最大最小规则。
[23] 一般认为，无知之幕是对公民在不清楚自己所属阶层的状况下选择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正义原则的思维方式的一种概括，以此作为实验的条件设定。[51] 参见《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前引）第78页。
[40] A Theory of Justice, op.cit., p. 275. [41] 参见《二十世纪政治哲学家》，（前引）第319页。[63]实际上，《正义新论》的根本规范就是互惠性。
差别原则提出要最大限度地促进那些比方说因才智较低而处境最差者的利益，但这种安排会损害更有利群体的利益从而可能使他们宁愿退回到该群体之内的局部合作中去。这一抽象权利既不指向某种特殊的个人权利，也不可能指向特定个人目标的权利。[84]他提出了若干反对的观点，这里只考虑其中的两个。以下图片摘自A Course in Game Theory, op.cit., p.304。
[7] 在做出以上区分之后，从原初状态出发建构道德以及正义理论的纯粹程序主义思想实验就延伸出两条逻辑进路。换言之，程序的内容是由合理的计算构成的。
所以，差别原则试图使更不利群体更加得益的做法（例如对少数族群的优待措施）是不公平的。但是，仔细推敲其中的思想内容和演变路径，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差别原则才是罗尔斯关于正义学说的核心观念或者生命线。
[65]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关于理性和合理的区分的意义，这一区分正是罗尔斯后期思想的重要发展。为此还有必要再深入探讨一下公共理性观念，并考察罗尔斯遇到的理论障碍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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